其二，未考虑高等教育阶段子女教育支出的地区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集中度、经济发达程度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地区的家庭收入和消费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其中，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不同，高等教育阶段存在大量生源跨市、跨省流动。不同地区高等院校学生家庭面临着不同的教育支出负担。应充分考虑不同纳税人家庭所处地区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性(伍红等，2019)。因此，高等教育阶段执行无地区差异的子女教育扣除有失公平性。

(三)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与各地首套住房认定政策衔接不一致

根据《暂行办法》，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按照此规定，是否能够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与住房是否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

2010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规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中第二套住房认定标准的通知》(建房〔2010〕83号)，明确了“同一购房家庭”“既认房又认贷”的二套房认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个人名下有当地房产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贷款记录，购房时就不能再享受首套房贷款利率，而会被认定为二套房。但是，为了支持居民家庭合理的住房消费，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实施“认贷不认房”政策，即已购房贷款还清的情况下，再购二套房仍然享受首套房贷款利率。

目前，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均衡，各地执行了有差异的首套住房贷款认定标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均执行“既认房又认贷”政策;成都、重庆、昆明、合肥等大多数城市则按照《通知》施行“认贷不认房”政策，只要纳税人此前未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其按照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贷款购买的第二套住房，仍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地方对享受首套住房贷款的认定标准不同，因而能够进行住房贷款利息扣除的纳税人范围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税法执行的公平性。比如，已还清首套住房贷款并购买了二套住房的纳税人，如此前未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在成都仍可以享受首套房住房贷款利息扣除，但在上海却无法享受。而2018年上海与成都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16.61和9.06，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换言之，首套房贷款利率认定标准的地区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纳税人享受扣除的资格标准也不同，不利于税收公平。

(四)住房贷款利息及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未充分体现区域差异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房价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2018年年底居民消费负债中68%来自房产。为了精准降税，与住房有关的专项附加扣除应该体现地区差异。但是，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标准，即每月1000元，未体现地区差异。这样的定额扣除模式甚至具有累退性(寇恩惠等，2020)。住房租金扣除是唯一体现区域差异的，按照城市规模，每月扣除额分为800元、1100元和1500元三个级别。但是，这样的划分不尽合理。比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与合肥、郑州、南宁等省会城市都属于1500元的租金扣除级别，但事实上同样条件的住房，在这些城市的租金却差异较大，致使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降负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因此，现行每月定额1000元的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未体现区域差异，有三个扣除级别的住房租金扣除未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

(五)赡养父母专项附加扣除按照每月2000元定额扣除过于简单化

《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按照纳税人是否为独生子女享受不同的定额扣除。如果纳税人为独生子女，每月定额扣除2000元;如果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元的扣除额度。即，无论被赡养人人数多少，均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扣除，未充分考虑纳税人不同的赡养负担。被赡养人人数增加，会导致赡养人的家庭开支、精力消耗和时间成本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因此，相同的定额扣除既无法充分体现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也无法实现纳税人的合理减负。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的构想

(一)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

建议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征收范围。经营所得主要以劳动所得为主(解学智等，2014)。现有综合所得中除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外，其他三项皆为劳动所得。因此，可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劳动所得实行同一套超额累进税率，不仅能够精简税制、降低征纳成本，最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不同来源的劳动所得实施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劳动所得的税负公平。目前，综合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综合所得减除基本费用扣除、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后的余额。其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还要减除20%，稿酬所得减按70%计算。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计征应纳税所得额时，也应减除经营成本、费用及损失。将主要以劳动所得为主的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有利于实现劳动所得的税负公平。

(二)按照教育阶段不同、地区不同细化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为了充分体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地区子女教育支出的区别，应按照教育阶段不同、地区不同细化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一方面，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对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进行细化。可在目前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定额扣除标准下，适当调整扣除标准。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学前教育阶段为“子女年满3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月”。因此，表2列示了包括“年满3周岁至学前教育前”在内的不同教育阶段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调整建议。纳税家庭在子女年满3周岁至学前教育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支出相对较少，可仍然按照人均1000元/月标准进行扣除;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子女教育支出扣除在现行标准基础上上调50%，至1500元/月;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扣除在现行标准基础上上调100%，上调至2000元/月。